评张扣扣案 | 辩护词并非煽情演讲稿 血亲复仇不是法治精神

在张扣扣被执行死刑消息发布的同时，有一篇辩护词被再次推送出来，广泛流转。这个案子经过两审，共有两位律师的四篇辩护词及一份公诉意见发出，其中多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准，而有一篇非专业辩护的文字则获得公众强烈反响，好评如潮，几乎淹没批评的口水。

一个争议最大的问题：这篇激动人心的文字究竟是不是辩护词？

在法律专业人士甚至部分法律界外人士看，这本不该成为一个问题。法律当然没有规定辩护词怎么写，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很明确，辩护是围绕事实、证据和法律适用展开，实践中律师往往从实体、证据、程序几个角度来梳理自己的辩护观点，没人会去写一篇几乎不谈法律的辩护词。就这个案件辩护看，几乎无人否认该作者的常规辩护能力，发出这篇另类的辩护词，当然是策略之选，是反常打法。

“如果我们认为，正式的国家法仍然能够为民间法预留某些空间，或者仍然与民间法保留着某些对话、融合的可能通道，那么张扣扣应该能有生的希望。” 这一表白集中体现了这篇辩护词的定位：背对法官，面向庭外公众，期待以民间回声促使法官让步。

对于不少辩护律师而言，的确佩服这种施展非常策略的勇气，也赞赏同仁的博识和文采，但这篇辩护词在立意、说理和文风上都有令人失望之处，所呈现的理念也颇让人意外，这种风格注定无法实现其辩护策略。因为这篇辩护词形成广泛影响，可能还会给今后的刑事辩护带来某种流弊，所以有必要在此作几点提示，以供探讨。

首先，从这篇文字的体裁看，是以讲故事为主线，以道德辩护为基调的煽情式演讲稿。

法庭上发表辩护意见，一般不需要这样大段叙事，即便讲，也要尊重基本事实，于辩护方不利的事实，你不提公诉人也会说，完全回避并非上策。显然，这篇文字的重点不在这里，而以唤起同情为目的，法律案件事实被剪裁成一个传奇性故事，文中第一部分即明确宣告：“这是一个血亲复仇的故事”。

于是，我们看到一个童年受到暴力刺激后立志为母复仇，艰难成长，在历经挫折、对法律公义和人生前途绝望后暴力复仇，然后主动投案的故事，这些情节我们似曾相识，其中包含此类传统故事的基本道德要素——以孝为大、忍受屈辱、以正义之名行暴力、敢于担当——这很容易直触国人痛点，唤起悲悯，尤其是弱势群体。

然而，这里回避了故事本该有的其他情节：当年张父将幼小的扣扣带到王家停留，将张母的尸体停放对方家中数天；张扣扣以残忍的手段杀死王家三人（目标为四人，生者在法庭上受到扣扣的威胁）、烧毁汽车，以几十刀还当年的一记棍击。当然，这里也没有描述张母当年经常责骂王家、当天使用铁器打伤王家人的场面，因为这些会影响主人公带给读者、听者的“正义感”。

事实有事实的逻辑，故事有故事的技巧，辩护词可以另类，要否尊重事实？

其次，这篇辩护词采用很多文学手法，其修辞风格有点类似一个以讲堂为名的电视法律节目。

对残酷场景的生动描写类似于电影蒙太奇镜头，这种手法的确有效，留在我脑海中的是血光、头骨、利刃和“仰天长啸”的身影。为了突出心理问题，从主人公的现场视角出发，结合其人生经历来刻画其心路历程，将其描绘成一个令人同情的弱者、受害者，而对其残忍、精明的一面则不予描述。

关于事实有这样的描述：“时间必须回到1996年。这一年，张扣扣年仅13岁……张扣扣眼睁睁的看着母亲在自己的怀里断气、死去。”……类似的通俗文学语言风格，与文中其他精彩段句部分有些违和。

使用文学经典作品、名言警句，也是该文的一个技巧，《哈姆雷特》、《基督山伯爵》、《赵氏孤儿》中的经典硬汉，鲁迅的名言，《罪与罚》中的诗性哲理名句，无疑在烘托对 “复仇”的美化，尽管辩护词中声明被告人不是“大英雄”，其行为“在整体上”应被法律否定，但全文仍给人留下一个绝地反击英雄的形象，公众的某些反馈，似乎证明了这种手法的成功。

第三，在说故事中谈专业问题，并揉以情理，也是该辩护词的一个特色，但抒情有些过度，缺少说理。

在引入弗洛伊德观点后关于创伤应急障碍的文字，重在抒情，有些可惜了。“长大后是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健全的正常人的”，这样的观点难有说服力。关于精神鉴定作这样的表述：“张扣扣被仇恨的欲望所裹挟，被复仇的情绪所支配。而这仇恨的种子，却是别人播下的。张扣扣本人也是受害者，也是牺牲品。庭前会议上，我们曾申请对张扣扣进行精神鉴定，遗憾没有获得法庭许可。”精神鉴定是本案的一个重要辩点，为什么要对一个仇恨别人的人进行精神鉴定，在这里有必要给予解释，抒情部分和法律诉求之间的过度，显得突兀。

第四，文中亦存在法律概念和逻辑问题。

关于被告人精神状态、责任能力的分类，有法定标准，如有争议，可以通过鉴定程序解决，本案辩护人已向合议庭提出精神鉴定申请，但在这里对于审判又提出另一种判断标准：“意志自由“的 “正常人的标准”、“局外人的理性”，对这些含混的概念可以有一千种解释，法律原则被作出情理化、通俗化的解读了。

文中多次强调张扣扣对行凶对象有明确、严格的限定，有节制的一面，不伤害无辜，既然如此有节制，行为能力似乎正常，再提出精神鉴定申请，会被对手攻击，这需要自圆其说。 

上述言论更倾向于人格分析，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看，犯罪行为的实施者普遍具有人格缺陷，而刑事责任的评价是另一个角度的问题。就本案件看，张扣扣存在偏执人格倾向，因为人命关天，我支持作精神鉴定，但从其对侵害对象的理性选择及对实施手段、步骤的周密安排看，的确难以说服司法机关启动鉴定。

最后，我们不能不关注这篇辩护词中最为严重的两个问题。

其一，对同态复仇、血亲复仇的认同倾向。

在这一点上，全文的逻辑结构是清楚的：这是一个血亲复仇的故事——张扣扣没有更好的仇恨排遣通道——复仇有着深刻的人性和社会基础——国家法应该适当吸纳民间正义情感——张扣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期间除了抒情，还引用大量中外名言、律令和案例，层层铺垫，留给读者的逻辑是：复仇合理不合法，复仇具有民间正义性。

这种理念把我们至少要带回到中世纪去。即便是同态复仇，也要讲“罪刑相当” ，所谓“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”，张扣扣的行为后果严重，已远远超过“同态”，何况王家涉案人员已受到刑事处罚，对这样的行为赋予正义上的解读，已远离法治原则。不过，因为被告人的行为过于残忍，公众的整体反应似乎趋于理性。

其二，以犯罪原因在于社会之辞作为降低个人行为责任的理由。

辩护词中一再指责全社会没有帮助张扣扣，“任由一颗复仇的种子生根发芽。”犯罪的社会成因与刑事责任不能混同，社会问题不能成为具体案件中从轻量刑的理由，按照前面的逻辑，绝大多数犯罪都是可以宽恕的、原谅的，法律将失去应有的尊严。辩护词中给予张扣扣的路只有两条：做一个畏畏缩缩、逆来顺受的木偶，或者走向极端，在那个木偶和杀人犯之间，难道没有其他选择？张扣扣自己并非无路可走，他的人生经历足以证明。道德说理，也不能极端化。 

尽管一再强调不否认对被告人的有罪法律评价，这篇“输出温情”的文字仍给不少人留下这样的印象：以过时的道德辩护代替法律辩护，以中世纪的民间正义代替现代国家正义。 

所以，我在欣赏这篇文字的同时，也深为之遗憾，可谓剑走偏锋，用力过猛，救人心切，有违常识，建议在读后击掌之余，多一些反思，留一点借鉴，少一些模仿。如果本案真有陪审团，我祈求不要马上投票。

王九川律师，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，中国法学会会员，刑民一体化司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导师，西北政法大学高级刑事辩护研究院导师，致公党北京法律委员会委员，北京律师协会商事犯罪预防与辩护专业委员会委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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